在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下，大批中国青年为了寻求科学知识和救国真理登上了前往法国的邮轮，从此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人生。
和其他留学方式不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门槛较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国内劳动力严重缺乏，法国政府认为大批的华工不仅能帮助打仗，日后也可以帮助建设，只是要对华工进行一定的教育。
他们的意思是对华工搞一个职业技能培训，让这些华工以后在工厂充当廉价的劳动力。
中国国内的蔡元赔等人认为可以用勤工俭学的方式来使华工掌握法国先进的技术，这对回国发展大有好处。
中法双方一拍即和，1916年，成立华法教育会，专门负责此事。
选择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法国的生活费用低廉。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上对学生有“一等西洋，二等东洋，三等本土”的说法。
官费留学，份额极少，机会又非常有限。
于是，如何争取少花钱还能出国留学就成了问题的焦点，到英美等国留学，一年的费用要二千元左右，在法国，只需要七百元。
而在法国的外省，每年每人学食宿费不过二三百元。
这给了普通人家出身的青年一个到国外学习的希望。
这些中国青年说是留学生，其实相当于出国务工人员，只是法国政府会提供教育的机会。
但就算是这样，前往法国的留学生也分为官费和自费两种。
官费生费用全免，自费生由工商界捐款资助每人100元，自筹200元，共300元。
他们在邮轮上住在四等舱，每顿饭每人给一块面包、一瓢汤，有时给一点剩菜。
1920年10月20日的《小马赛人报》这样报道。
“100多名中国人，他们年龄在15到25岁之间，身穿西式服装，头戴宽边帽、足蹬尖皮鞋，显得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静静地站在‘安德烈•勒蓬’号的甲板上。”
留法学生刚开始会进入中学学习法语，随后就是四处到工厂打工，找机会进入大学学习。
求学的条件非常艰苦，境遇十分悲惨，他们有的住进了巴黎的贫民窟或者就露宿街头。
“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轻活、重活、临时杂工，碰上就干，为的就是挣一点吃的。”
这是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真实遭遇。
林子轩在国内看到过这类报道，这才说出那句慰问的话来。
他来到巴黎普安特大街39号的华侨协社。
华侨协社是旅法华人的公共机关，成立于1919年8月31日，其性质就如中国的会馆和商会，各种机关都汇集在这里。
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初到法国时，多集中在这里等待着工作或者上学的机会，和国内的通信也在这里转交。
在华侨协社，林子轩看到的情况更为糟糕。
华侨协社是一栋别墅式建筑，但却挤满了没工作也无法上学的留学生。
他们住在地窖里，地窖住不下，就在花园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
华侨协社的大院中搭起了一个长四丈宽五尺的布棚，里面挤进了40多人，有些人甚至有病在身，得不到医治。
林子轩当即决定拿出在英国卖出电影拷贝的两千英镑给这些人改善生活。
相当于国内的一万五千银元了，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资金，虽然不能彻底改善他们的生活，也能暂时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
这个举动获得了在法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林子轩只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他也无力改变这些人在法国的境遇。
和以往他看到的留学生不同，那些人要么是官费留学，要么家境殷实，根本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他在美国留学两年花了上万银元。
这批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大多是普通家庭出身，没有大学接收，也得不到家里的救济，只能依靠自己打工生活。
但正因为有了这段艰苦的法兰西岁月，造就了一批坚定的革命者。
法国一向有革命的传统，包括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
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各种社会思潮泛滥，不可避免的影响到前来巴黎求学的中国学生。
他们在法国的工厂打工，忍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极为痛恨资产阶级制度，于是就容易接受革命理念和马克思主义。
这或许是法国政府和蔡元赔等人没想到的事情，他们无意间造就了一批革命斗士。
在华侨协社院子里的草坪上，林子轩看到人群中不少似曾相识的面孔，这些人回国之后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想想都让人感慨万千。
“林先生，说些什么吧。”那位四川口音的青年提议道。
这时候，林子轩已经猜到这位青年的身份。
此人是留法学生中一个团体的骨干成员，在五卅惨案后，他在巴黎组织和参与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游行声援活动。
在后世，更是改变了整个中国的人物。
林子轩想了想，就把在美国提出的“中国梦”和在英国对五卅惨案的演讲结合起来。
他认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中国民众发出了沉默已久的怒吼，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到了高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开始。
这一切都要从我们这一代人做起。
他希望在法的留学生能够回到中国，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大变革之中。
最后，不知道谁先唱起了那首《我的中国心》，这首爱国歌曲在留学生中广为流传。
这批留法学生差不多是1920年前后来到法国，五年时间过去了，他们在法国经受了诸多苦难，更为想念祖国和家人。
“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当林子轩在法国的时候，国内的思想界展开了一场有关“联俄仇俄”的大讨论。
这件事的发起人正是回到中国的徐至摩，他那篇讲述苏联境况的《欧游漫录》成为了这次大讨论的引子。
1925年10月，徐至摩接任了《晨报》副刊的主编工作。
一场关于“联俄仇俄”的大讨论就在徐至摩与刘勉济的发起和组织下展开了。
由于这场讨论所探讨的是中国将来的国运问题，所以引来大量思想和文化界名人先后加入其中，表达自己对苏俄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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